回落整理阶段

截至2016年4月底，全国各省区市已有5个高级法院、61个中级法院、323个基层法院全面完成法官员额制改革试点工作，产生1.5万名入额法官。

各级人大代表的辞职，地方人大常委会采用的表决方式也不尽相同。因为电子表决系统也存在被人为操纵、非法干扰的可能，应当设置专人在运用电子表决系统进行表决过程中对电子表决系统进行全程监督。

2.对谁有权决定表决方式的规定存在冲突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8条规定，具体表决方式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决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6.规定提案人撤回表决议案的程序 议案交付表决前，提按人要求撤回的，应经大会主席团同意后撤回，法律案 撤回适用立法法规定的程序。3.明确表决未获通过的法律效力 任免决定表决未通过时即告无效，被提名者不能再次获得表决机会。二、全国人大会议表决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初创时期：建国初至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 《共同纲领》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现场去秘密写票处写票的代表，会有一定的心理负担。大会主席团决定撤回议案的，应向大会公开说明撤回理由。[16]张晋潘：《中国宪法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7]爱国者：立宪法议，《清议报》1901年第81期，第5090页。在宪法与民法关系上，中国法制近代化是首先从宪政理论移植开始的，宪法学说自然也起源于清末初。[7]李祖荫(1897～1963年)，留学日本专攻政法，任教于朝阳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民国时期著名民法学家，著作等身，如1927年《法律辞典》，1930年《比较民法总则纲要》，1931年《比较民法债编通则》，1942年《民法文选》，1943年《古今法学文选》， [8]1944年《民法概要》。(二)《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宪法与民法关系 随着2005年的《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争论，宪法与民法关系重新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果说什么是民法的母亲的话，就法律体系本身来说是宪法。民法学者们强调，宪法和民法各有自己的调整领域，各有自己的功能和局限。

[59]参见前注〔53〕，林来梵文，第99～118页。(一)宪法学与民法学学术对话 2000年初，法理学者和宪法学者开始回应民法学界提出的与宪法相关的命题。可以看出，当宪法缺乏权威，宪法学研究处于停止状态时，民事、刑事立法等会失去应有的法律基础。换句话说，民法不是外在于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而是内化于市场经济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欲知公法不能不先知公法与私法之区别，欲知宪法不能不知公法之种类，区别法之公私，非立法上之必要而解释上之便宜也。[19]在私法因素中注入公法属性是这本书强调的一个理念，其理论基础是基于国家生活的多样性以及公共生活高于私人生活的哲学，也就是公共性优于私人性。[7]1930年他在《中华民国新民法概说》一文中专门比较了民法与宪法民法与刑法。[22]围绕这个问题，中国宪法理论上曾出现无宪派、有宪派、区别派等三派的观点。

1887年7月4日《申报》刊载《风雨送行图记》描述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其中提到由官司省撰民法刑法二书，专以法兰西律。关于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李祖荫认为民法者，人民生活之宪章也，社会生活之基本法也，人民权利义务之准据法也。

[57]徐国栋：《民法典与民法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转引自前注〔53〕，林来梵文，第99～118页。1949年以前的宪法学发展通常分为宪法学理论的输入期(1902～1911)、宪法学理论形成期(1911～1930)、宪法学理论成长期(1930～1949)三个阶段。

[20]这种根本法的主张贯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宪法发展，成为国家建构的基本理念。[37]感谢熊丙万博士提供资料。[25]由于受到苏联宪法的影响，当时的宪法与民法关系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无法体现私法精神，民法功能限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一)民法优位说 民法优位说是一些民法学者在对待宪法和民法的关系上的一种立场，这种观点认为，相比较于宪法和其他法律来说，在保障公民权利、建设法治社会方面，民法应该处于一种优越地位。刘陆民在书中也提到德意志瑞士新民法中亦有不少公法的内容，若苏联民法更可直称之为公法。六、结语:宪法与民法关系的未来 以上我们分析了百年来宪法与民法关系在中国的演变过程以及学术界的回应。

故宪草中之种种人民权利义务，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规定。[51]参见前注〔47〕，韩大元文，第30～32页。

当宪法概念引进到中国时，学界关注的焦点是国家体制、国家建构、国家秩序与国家规范体系问题，宪法的建构主义似乎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在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的治国理念下提出了宪法是国家根本法的命题。[4]梅谦次郎是日本民法典起草委员会三人委员之一，在单独起草、合议定案的原则下，以旧民法为基础编篡新民法典。

[15]中国宪法学源流始于西方宪政文化的介绍与传播过程，但在移植过程中接受了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了多元知识体系，包括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学术传统。2．宪法根本法说 宪法学者认为，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宪法都是国家根本法，不能把宪法调整范围只限定在国家领域。

其主要观点大致又分为民法基本法说、民法根本法说、民法权利法说等几种主要的观点。[40] 2．民法根本法说 徐国栋教授认为，和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相比，民法也是根本法，只不过民法是市民社会领域中的根本法，而宪法是政治国家领域中的根本法而已。本文旨在梳理宪法与民法关系演变的学术脉络，力求为科学地编篡《民法典》提供一些学说史的参考。1905年《东方杂志》第8期刊载的《修订法律大臣伍沈会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折》将各国宪法和各国民法同时列入法律学科的必修课程。

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以后，曾提出制定民法、刑法等任务，到1956年底，以1922年苏俄民法典为蓝本，草拟了一个由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共4编500余条组成的民法典草稿。他认为，夫宪法为国家之根本法，其所关者直亘于国家之安危与民生之休戚，故中国前途其能转危为安转若为强与否，首视此焉。

当时，宪法学者着力于政体设计本身(即如何为国家设计一个良好的政体)，而较少考虑宪法的实际适用与效力问题。[11]黄右昌：《民法诠解总则编》(上、下)，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但也有一些学者在谈论宪法与法律的效力时关注宪法与国家、国家与法律的不同功能。到1985年5月，先后草拟四稿民法典草案。

作者简介：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如果我们要确认我国的经济是以平等等价和自由竞争为原则，由市场引导生产要素自由流转和组合的市场经济，那么就应当充分贯彻意思自治、诚实信用、鼓励交易、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尽量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加强对民事主体权利的保障。但学说作为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学术或者思想。二、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宪法与民法关系 1954年宪法的颁布为国家体制与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统一的规范基础。

如尹田教授认为，人格权应由宪法来规定，‘民法典没有必要规定，[61]也有学者认为人格权既可以由宪法规定，也可以由民法规定，由民法规定更好等。[58]对这一问题，有宪法学者认为，民法功能与宪法功能有区别，即使民法典被寄予宪法性功能，但该功能只有限定性的内容，不能刻意夸大。

1．公法优位说 如谢晖教授认为，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应以其所调节的不同社会关系为标准，在这种意义上，公法是用以调整非平权关系的管理与被管理或监控与被监控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而私法是用来调整平权的以相互协作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民法学者们对民法通则的宪法依据问题没有提出质疑，认为根据我国新宪法第62条的规定，我国民法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基本部门法，[34]根据我国新宪法的规定，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条……。

[30]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对此宪法学者提出需要探讨的三个问题:我国宪法是否规定了一般人格权?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到底有何作用?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有何区别于联系?[62] 第四，法人的性质与宪法问题。